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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祯澍：推动农业上游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财经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马悦然）生鲜电商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商业赋予了经济增长新引擎。当前，生产和消费端不断呈现新变化。消费端更重视品质、品牌和多样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鲜电商加速发展，线下和线上销售渠道不断拓宽。

　　生鲜电商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独有优势维持盈利？近些年企业如何通过从销售端反向推动供给侧升级改革，助力农村商业发展？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本来生活网总经理钱祯澍。

　　本来生活网近些年盈利情况？

　　钱祯澍：本来生活网自2019财年至今已经连续四年实现全财年盈利，近3年销售额年均增长50%+。目前，本来生活网为用户提供覆盖17大品类的24,000多款优质商品，其中定位中高端的优质、优价生鲜食材是本来生活网的主营商品；销售水果蔬菜（F&V）和其他生鲜食品占总体销售份额约为60%。

　　对于生鲜赛道未来发展的看法？

　　钱祯澍：生鲜由于其高频消费的属性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下“新零售”的超级入口和主赛道，传统零售也将生鲜作为引流工具。不可否认，生鲜生意普遍成本高、利润薄，单纯用互联网的“流量逻辑”来做的话，在“低质低价”的红海竞争中是很难盈利的。然而，消费升级的本质是品质升级，品质的升级又需要依托品牌的背书来实现“优质优价”的品牌溢价和长期产业化发展。在国家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生鲜赛道在农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发展的方向上可以开辟出一片蓝海。

　　本来生活网未来发展目标？在战略合作方面有其他考虑？

　　钱祯澍：生鲜行业的竞争是持久战，行业将始终处于积极响应市场需求的动态进化过程中，多业态、多模式将长期并存。在这个开放赛道上，本来生活网十年来也在持续探索、创新生鲜服务最优模式，满足多样的市场需求。

　　业务发展方面，我们的目标是以“订单式农业+品牌化产品”为抓手向原产地赋能，不断提高在“产供销配”一体化产业链各环节上的服务效率，助力中国特色农产品走“优质优价”的上行路，最终一方面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实现正向盈利，另一方面通过消费帮扶、产业帮扶推动原产地产业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合作方面，我们将持续深入上游的上游、源头的源头，在真正意义上构筑起农产品品质新高地。例如，在发起成立“科技赋能农产品品质联盟”一周年之际，我们与国际权威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SGS进一步深化业务合作，将在持续完善农产品可溯源体系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持续推进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BRC认证等，为中国生鲜农产品品质树立行业标杆。

　　企业如何通过从销售端反向推动供给侧升级改革，助力农村商业发展？

　　钱祯澍：我们认为生鲜零售这门生意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推动乃至引领农业产业链升级发展。

　　作为扎根在农十年的生鲜企业，本来生活网选择以“互联网+大农业”的方式赋能农业产业化发展，充分发挥供应链整合与品牌化营销的服务优势，积极协同上下游合作伙伴促进各地特色农产品在“产供销配”产业链各环节提质增效，通过打破传统生鲜“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让生产者与消费者都能从“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升级中受益，从而实现从销售端反向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

　　在实践中，我们培养专业买手深入原产地发掘有潜力实现品牌溢价的优质生鲜商品，以“订单式农业+品牌化产品”为抓手联动各地产业链包括政府机构、帮扶机构、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农户等在内的多方资源进行深度合作，携手打造符合市场需求与市场化标准的优势商品品牌，并通过“产供销配”一体化的高效供应链服务模式打通产地与大市场，助力优势商品形成稳定的客源和口碑。这是季节性生鲜商品最好的归宿，也是生鲜零售突破的关键。

　　以西藏岗巴羊为例，该产品作为西藏珍贵的畜牧产品代表，通过本来生活网与西藏地球第三极的战略合作首次进入西藏以外的消费市场。以区域公共品牌为依托，结合岗巴羊地理标识产品的属性，双方合作构建了岗巴羊地方标准体系、一站式综合质量检测认证服务体系、羊肉理化指标优势分析体系、物流体系等一系列岗巴羊产业体系，推动了产区内岗巴羊产业规范化、集约化、科学化发展，打造出集“品牌营销+渠道建设+产品技术+质量溯源”于一体的优质羊肉品牌，不仅解决了岗巴羊产品“有名无市”的困境，也通过有效增强西藏自治区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当地乡村产业发展。

　　生鲜赛道竞争火热，本来生活网如何锻造自身优势？

　　钱祯澍：我们的实践经验总结来讲有三点：开创专业买手制；独创产地直采的生鲜DTC模式；坚定践行农产品品牌化。

　　——买手制。本来生活网最早把“买手”概念引入生鲜零售行业。专业的买手团队相当于掌舵一个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销售的“职业经理人”，是本来生活网在供应链上游建设上区别于行业传统模式的关键一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采购思维，我们充分发挥买手团队的行业敏锐度与选品专业性，深入到上游产地，通过促进产品优化、品牌价值打造去赋能有潜力的农产品转型为具有市场竞争力与差异化的优质商品，并在打上“本来生活”优质IP烙印后从此从大众农产品中脱颖而出，得到市场广泛认可。

　　——生鲜DTC模式。本来生活网的生鲜DTC模式以最短路径有效链接了供需两端，并能结合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推动农业生产端改造升级。在生产端，我们推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的“原生态” 蜕变为口感、品质稳定统一的商品，从品种开发、田间管理再到商品化定型各环节输出种植、采摘、加工、追溯、物流等流程标准，并通过数字化及全程化管理系统的建设，搭建了“产供销配”一体化的高效供应链服务体系。

　　在需求端，这种模式打破了农产品层层批发的传统流通链路，大大提高了用户的消费体验，并通过健全农产品全程可溯源体系最大程度保障消费者利益。

　　这种模式也让我们得以将全球优质商品通过“最短交易链”带到中国市场，同时深度参与到海外生鲜农产品的上游生产端。比如我们通过C2M定制生产、包机包园直采等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引进了智利三文鱼、新西兰维必滋巴氏杀菌奶、美国车厘子、泰国金枕榴莲等优质进口商品，有效赋能了海外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实现了全球供应商与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共赢。

　　——农产品品牌化。基于十年来锻造的供应链与营销服务优势，本来生活网实践出“品质+品牌”方法论，成为我们的业务特色与核心竞争力。“品质”是指通过供应链创新升级，通过精益化运营与科学选品标准，打造农产品高品质行业标杆；“品牌”是指以品质优势为基础，发挥互联网思维与营销资源优势塑造新时代的农产品品牌，通过打造品牌口碑实现溢价，让良心农人获得良心回报。“品质+品牌”方法论服务于当下“优质优价”的消费升级需求，将更多健康、安全、绿色的优秀特色农产品带到城市消费者的餐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赋能打造了包括褚橙、李玉双大米、俞三男状元蟹等400多个生鲜农产品品牌。

　　十年扎根在农，我们致力于以赋能农业上游生产端的经验优势为“品质兴农、品牌强农”的乡村振兴事业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路径。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